周黎安，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尽管在学术界已是成绩斐然，但周黎安依然潜心于一线的学术研究工作，致力于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尤其对地方政府、地方官员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有着独到见解，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力。

循着这一研究方向，周黎安注意到了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的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案例。2013年，榆阳区的一个省级贫困村赵家峁村率先进行了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短短4年时间，赵家峁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集体资产已超过千万元（人民币，下同），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原来的3000多元一跃至2017年的14412元，实现了整村脱贫“摘帽”。随后，集体产权改革在整个榆阳区内推广，勾勒出一村一色的改革图景：曾经的荒野已变为现代农场，曾经的溪渠已打造成田园景区，曾经鲜有问津的村庄如今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观光度假……

同样的村民、同样的土地，为什么榆阳会发生如此巨变？改革成功的关键何在？为了深度挖掘榆阳故事，周黎安组织了课题组对榆阳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广泛接触了当地官员、企业、村民等各个层级的相关主体，从学术理论的高度总结出了以集体产权改革为抓手的“榆阳模式”，为全国其他地区进行农村改革提供了专业的学术分析和借鉴资料。

“榆阳模式”：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是“牛鼻子”

赵家峁村位于山峦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改革以前，这里山大沟深，土地贫瘠，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导致大量土地闲置撂荒，而留下的农民们经营着自家一方田地，也面临着产出值和耕作效率难以提高等重重困难，当时，赵家峁村的贫困人口占全村人口的81.7%。

周黎安分析道，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分田到户，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如今，农业生产进入了新的阶段，小农模式的分散经营很难提高产值，改革亟需向农业产业化方向进一步推进，这就需要探索一种新的农业经营主体。

2013年，新上任的赵家峁村支书张春平希望通过开发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带领全村脱贫致富。发展这类产业需要大规模、连片的土地，以便进行集中规划、经营和管理，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如果不建立补偿机制来保障农民的利益，农民不会轻易让出土地。

为解决这一问题，张春平提出“确权确股不确经营地块”的新模式，即：农户以承包地经营权入股村级经济合作社，不再经营原承包地的具体地块，而是由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经营。这样一来，村集体有了连片可开发的土地，迅速开展了特色林果业、旅游等产业，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益，而这部分收益还可以分红到村民手中，为村民增加一份额外的收入。

除此之外，赵家峁村还将集体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并在股份设置上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例如，规定农民可按土地、人口、劳龄等各种要素入股，资金股不超过40%，避免资本力量损害农民利益。

在时任榆阳区委副书记、区长苗丰的大力支持下，赵家峁村的改革做得有声有色。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苗丰意识到，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就是“牛鼻子”，正是产权制度的变革带来了赵家峁村的新气象。因此，在上任区委书记后，苗丰向全区推广赵家峁的成功经验，在不同地区实行了“一村一策”的产权改革方案。例如，在榆阳北部的风沙草滩区，采取对土地进行整治后重新抓阄分配的方式，改变了一户多田的零散状态，并引进工商资本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在没有农业生产用地的城中村，则对集体经营性资产（如写字楼、酒店等）进行折股量化，将股份分到村民手中，实行股份合作模式。

“我去到榆阳北部考察，那里现在几乎和美国的农场一模一样，大规模种植、机械化作业，甚至用飞机播种、观察，你很难想象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已经有这样的场景，令人惊奇！”周黎安说，“对于我国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广大地区，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榆阳模式’的成功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改革的成功：关键在“人”

在对“榆阳模式”有了深入了解后，周黎安从学术的角度，考察了地方政府、地方官员在“榆阳模式”中发挥的作用。他特别指出，官员个人的力量不可轻视。“与榆阳当地官员接触，听他们讲述如何推进改革的历程后，就明白了‘能人’和‘带头人’在改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打破原有体制、建立新的制度，是一件知难而行更难的事情，在变革过程中必然会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和阻碍。在赵家峁村探索改革之初，如何折算、分配农民的股权，涉及到家家户户的根本利益，还存在着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可谓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为此，张春平作为村支书，与村民们开会商讨了50多次，耗时半年有余，才终于把这项最繁琐的工作完成。“如果地方官员为了图安逸、不惹麻烦而不愿意吃这个苦，改革就很难进行。”周黎安评价道。

新的政策也伴随着新的问题出现，例如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一个全新的经营主体，如何获得合法的工商登记、如何撬动银行贷款以及如何吸引资本投资等问题，都没有先例经验可以参照。还权赋能的新政要想真正推行起来，离不开上级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建立一系列相适应的配套措施，为新政实施打开“绿色通道”。榆阳区政府及时解决了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注册登记、产权交易、融资担保等难题，是新政得到贯彻的关键。

周黎安认为，国家层面目前已经给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开了口，各地可以大胆探索适合自身的改革模式，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改革起来。“这个条件就包括土地条件、制度条件和人才条件。”周黎安说，“人是很关键的，在考察了全国很多地方后发现，凡是改革做的比较成功的地方，都有返乡企业家或引进的人才在带头，这些‘能人’的责任意识、情怀抱负和创新精神蕴藏着很大能量。”

在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合上，周黎安从学术角度总结道，榆阳区政府“一把手”亲自抓产权改革，区、镇、村三级书记签订连带责任的“军令状”，有效地推动了改革的进程，这一套责任机制是改革推行的关键。“在中国，地方政府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这个位置决定了它在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枢纽或者中心的作用。因此一个地方的发展离开了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和协助是难以想像的，这也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学术不止：践行光华思想力

结束了在榆阳的调研后，周黎安立即对“榆阳模式”进行了学术分析，把其中的成功之道进行了总结归纳，形成了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周黎安介绍说，目前已有一些地方专门联系到学院提出希望进一步了解、借鉴“榆阳模式”，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改革。

周黎安认为，实践者将改革的模式探索出来，给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案例，学者应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些经验进行提炼、总结，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供各地研究、推广。“很多时候，用学者的眼光能从与实践者接触中，发现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闪光点，而这些闪光点往往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从事学术工作二十余年来，周黎安对学术的追求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着踏实做学术的本心。近些年来，他更多地开始走入基层，从实地调研中获取学术研究的一手资料，完成了一系列地方改革的案例研究。据了解，周黎安已将更多的实地调研工作提上日程。

“以前我进行的多是理论层面的研究，今后会做更多的实践调研，睁眼看世界。只有走进案例中，才能挖掘到藏在背后的细节和故事，提炼深层逻辑，讲好中国故事。”周黎安说，“这样一来更能丰富理论价值，也更具有传播意义，同时亦是光华思想力的体现。”

谈到光华思想力，周黎安坚定地认为思想是光华管理学院的立院之本，学院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正因如此，光华的学术发展成绩突出，学术气氛也是全国高校范围内最浓厚的。

“因思想，而光华”学院对学术的重视塑造了优秀的学术团队，周黎安认为，学术研究离不开团队之间的合作。此次“榆阳模式”的探索以及此前赴宁夏考察葡萄酒产业，赴湖北考察潜江小龙虾产业等，周黎安与光华金融学系的姜万军教授、组织与战略管理系的张闫龙教授、应用经济系的王辉教授以及相关产业和地域的学生、校友都展开了密切合作。“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有了共同的问题、共同的目标，就立即行动。”周黎安说，“从榆阳回来之后，我还安排我的一名在当地有生意往来的MBA学生工作之余深入榆阳周边地区考察改革进程，也获取了很多一手资料。”光华的师生们在学术研究上有很多的交流与合作，彼此存在着共同志向，每个人在学术之路中都不是孤独的行者。

当下，周黎安与志同道合的光华同事们正在策划建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旨在将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程以当事人和亲历者口述的形式展现出来，为未来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周黎安说，很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如今年事已高，建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抱着的是一种抢救历史的紧迫感。“做学术不能有私利之心，正是依靠光华的老师们对学术事业的追求、坚持，成就了现在的光华思想力，这也是光华最值得尊重的价值维度。”

本文首发于《光华校友》杂志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研究生项目主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十佳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于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在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2017年出版专著《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在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政府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