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下的资本主义浪潮中，对于工商管理课程的全新要求不断被抛出，“跨国”、“国际化”等字眼下蕴藏的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矿藏。[1]本文作者奥塔（Andrew Orta）基于自己亲身参与墨西哥短期游学项目的经历，着眼于过去十年中逐渐成为MBA课程主流的短期国外游学课程，并采用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考察了在当前资本主义的大幕下，国际化知识及经验作为管理层组成部分的必备作用。在这篇载于美国人类学权威期刊《美国民族学家》的论文中，奥塔分析了专业化的商业主体是怎样被社会化以“接近市场”、并将他们的商业专长通过通约性的技能（如执行摘要或价值链分析）而加以展示。

与此同时，这种通约性技能的独特性恰恰通过看似不可通约的、至“新兴市场”的国外游学而得以建立。在上述“市场”中，MBA课程学员通过面对充满“风险”的边缘性地域的经历而使自己变得更为大胆而创新，这些不可通约的经历转而被他们重新吸收到专业化自我的规范生产中。奥塔认为，通过到达特定的国际空间，尤其是全球市场边缘的建设——那些可以被作为进一步专业发展的“风险和机遇”的地方，MBA学员能够如何在世界中定位自己并解释自己的工作实践。本文正是基于“margin”这一语词中“边缘”与“利润”的双关性，将人类学民族志与商业紧密关联起来，进而探讨在区别于本国的“他处”边缘、却是资本主义潜在的前沿空间中，短期的MBA课程是如何帮助其学员获取其独特“利润”的：如何发展出一种能够与外国专家合作、协商的跨国际惯习、如何培养出一种以实现（或创造）价值的方式促进风险差异转变的能力。

一、“他处”的背景：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商学院

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论述的基础文本中，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已经十分明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Marxand Engels，1977：224）资本主义扩张的广阔野心之下，新空间的产生则成为了必然结果，它密布着风险和机会的交织潜力，譬如比较优势、区域竞争的有益影响，以及来自未被开垦的“边缘”区材料与新生市场的承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系统不断地生产其本身力图超越和作为价值实现的差异，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蓬勃发展，此类过程业已得到加剧，尤其是全球化下的资本主义，对于差异的无限需求正成为了针对于此的讨论中最为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内容.

商学院则是商业主体生产的卓越之地，作为文化嵌入的机构、以及“资本的文化循环”的一部分，在一切意义上都参与了对商业世界反思和重塑的辩证思考（Olds andThrift 2008:270）。奥塔则认为对于将海外留学经历作为普遍组成部分的MBA课程来说，其针对全球化语境下差异的的结构既是对全新商业实践的的一种挑战，又是全新商业主体的一种构成。海外游学经历使生产差异与建构管理主体的复杂过程变得具体化，使企业家能够从多样化的全球景观中识别和提取价值。

随着“文化”和区域差异”概念在商业领域的上升趋势，商学院越发有兴趣为其学生提供“国际化”的内容，以使他们为世界其他区域的消费者、政府、投资者构成的商业坏境做好准备。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商务部雇佣的区域研究专家以获取地区层次的贸易投资信息及战略建议，到战后的意在“让年轻人直接研究一手国外领域”的AUFS美国大学田野服务计划，再到1958年国际商学院的创立，无一不显示出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商学院三者的内在引力。

二、“他处”的价值：Margin,“通约”与“不可通约”

Margin是商业话语中的一个多义词，它是投资中的担保，也是利润的代名词——销售价格和生产升成本之间的空间、指向市场交易中预期但不可知的未来，也是“边际分析”中的“边际”、为了最大化收益而考虑决策奇点的工具[2]；但同时，它最为人所知的词义是“边缘”，象征着不可知、不寻常与异国。然而正是在“他处”的语境下，margin的三个意义达成了圆融统一：它标示着不可通约的奇点与资本主义下可通约的管理技术之间的空间。MBA课程所采用的两个可通约的概念引擎正是边际分析与价值链分析，后者则是对生产过程的反思和对奇点的再评估。

“价值”意味着某种有意义的文化秩序, 其表达、体验无一不与影响世界诸多特征的社会共享图式紧密相连。共享则意味着“通约”，它既是人类认知中无所不在的必要特征，也是一个基本的社会过程(Espelandand Stevens,1998)。而在市场的话语下，MBA的培训与演练都是在市场中生产通约性的过程。更进一步地，市场分析的方法、乃至“市场”本身的概念都是产生一个标准化空间的“通约”的实践与技术。然而“不可通约性”却是“通约”惯习中的一个必然要求，它不意味着较弱的社会化生产，而是对既定系统和既存“通约”的一种叛逃，新的机遇正由此创造。MBA课程的国际化常规化了关于“异域”特殊的主张、管理它所需的必备品质，以及一种被归国学员称为“文化价值链”的世界观，而借助于这种瞬息即逝的“不可通约性”，国际化的MBA课程能够解锁价值链以及管理“通约”之下的利润。

三、“他处”的MBA课程：民族志与商业实践

基于奥塔所做的民族志描述，去国离乡、前往“他处”的短期游学充满了学习与培训的机会。从一开始学生领导者就参与了一个“本身就是商业主体性”的计划过程，展现其企业家精神、团队精神与动员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他处”的选址要求特别，不能过于“盎格鲁风”、不能与美国价值链体系毫无差别，也不能太像度假海滩或者过于不发达，它必须要将偏远与挑战结合起来。此外，奥塔还观察到，这些“他处”并不关注印度、中国和韩国，因为许多学员正是来自这些国家，而主流美国学生无法与其本土知识竞争。

令人惊奇的是，在最开始的墨西哥例子中，奥塔认为对犯罪的恐惧恰恰成为了触及真实经验、消除特权感的途径，能够加强之后重述经历的胜利感以及风险承担能力。墨西哥之行的另一案例中，车架公司对于顾客的忠诚、工人的关怀，以及手工创造精神被宣扬，这一信息则构成了在墨西哥开展商业的边际收益，而“文化的价值链”则体现在学员对南非一家雇佣残疾矿工生产回填袋的公司的观察中。

对于MBA学员而言，其留学经历的最大价值并不来源于“他处”的直接知识，而是这段经历揭示与培养的自身属性：冒险精神、灵活性、承担风险的意愿以及在跨文化环境中工作的能力，他们最终成为了经营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利润”的商业主体，最终对国际经验中的“奇点”加以通约。在边缘仍有上不知道如何管理的奇点，但无论如何，它们代表了一种对风险的承诺和管理的潜力。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在奥塔笔下，针对与“他处”建立的STSA课程仍然没有摆脱那种对“他者”的隔离和忽视，[3]在墨西哥、南非、巴西等国家，多数课程团体享有相对安全的特权泡泡，风险被绝对地控制，知识和经验被盖在异国情调的面纱下，任何超出职业目的的经历（譬如一位受访者在巴西接触到的那种令人不安的贫困），被简单地解释为“还不知道如何通约的奇点”，旧殖民主义秩序的傲慢跃然纸上。毕竟，全球化的框架下从不缺乏创新和盈利，缺乏的是对人之境况的共情以及对经济特权的自我反思。